kaiyunsprots青报读书周刊｜在历史中私语或喧哗2023年风靡一时的历史散文《宋史三部曲》的作者夏坚勇说：“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你可以私语也可以喧哗，表达的自由是最有意义的追求。”于虚实之间跳脱地行文造句，在史实与现实间自由探究是非曲直、人性复杂，这或许正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吸引力。
去年年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历史小说经典《狼厅三部曲》，登上推介腰封的作家双雪涛曾给予历史题材创作自己的观念：历史虽然看似是一种客观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记忆，这记忆只有被文字记载下来才成为历史。而文字本身有弹性，具有强烈的虚构属性，所以，“当我们记录历史时，其实已经在创造历史了。”
历史给予了文学创作者别具一格的表演空间和舞台，无论是夏坚勇拓展散文书写疆域的散文化“宋史”，抑或双雪涛所谓的曼特尔笔下严肃文学的历史虚构与创造，都让我们看到历史题材创作更多的可能性。在2024年上半年面世的新书中，历史小说写作正做着类似的突破性尝试，作家们沿着历史河流的走向，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共情尘封的人物与事件。而当我们将个体命运融入时间的宏阔之时kaiyun体育官网网页登录入口，获得的将是对当下的更为透彻的理解与释然。
如果说夏坚勇的《宋史三部曲》是在以个体的视角和情感讲述历史，邱华栋的历史长篇《空城纪》则是在以更加宏阔的时空视角和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穿越历史。
《空城纪》被看作是邱华栋为自己的出生地新疆献上的一个“宏大故事”。作家写一个题材，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共情的东西，对于邱华栋而言，故乡丰沃的草木风物、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创作的富矿，更激发了他情感基因的勾连，文学的想象力由此振发。
他持续数年收集翻阅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此“连缀成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发出遥远的召唤”，他亦身临高昌古城、交河故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像是为丰盛的文学创造的留白。“空城不空，历史未远，为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的记录”，这是《空城纪》书名的由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空城纪》中，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六个章节，叙写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延伸到当代，主人公身临废墟，和这些地方发生深刻联系。“在书写小说中历史主人公的时候，我更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声音的肖像，鲜活的历史人物，让位于那些背景式的，脆薄的、窸窣的、噪钝的、尖锐的声音，以此表达出他们在汉唐盛代中发出的元气充沛的初始强音。”于是，在邱华栋笔下，古城遗址、音乐艺术、地方风物、博物馆里的陈列成为叙述主体，于阗铜钱、佛头雕塑、岩画上的花斑马等器与物，拟人化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于阗六部”那一章节中，作家以一匹马的自述带读者穿越历史长河：这匹于阗花斑马，从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已奔走在昆仑山山麓上，向出使队伍投去了长长一瞥，后来它借助牧人的岩画、僧人的壁画、妇人的织锦、木版画及纸本绘画，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马不停蹄，穿越千年，经历生死，“这匹马以隐身的姿态逃逸出历史，从正史中游离出来跋涉进入时间。”……在邱华栋这里，历史的书写并非探究曾经的，而是让我们重新认知了文学的意义。
凭借作《麒麟》入围宝珀文学奖候选名单的周游，今年出版了新作《钦探》，一部在历史大事件中展开的虚构小人物的故事。它被看作是明朝版的“人民的名义”——
大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秋，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侵，明英宗朱祁镇率大军亲征，在土木堡遭遇惨败，英宗被俘。社稷危厄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率军民英勇抵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奉旨，要求积年老兵朱抗前往山西一带巡查北防漏洞，彻查土木之败的原因时遇到了英国公之子张绍祖，二人结伴踏上了危险重重的秘密调查之旅，掀起了大明王朝锦袍的一角，发现了内里的种种肮脏与黑暗……
周游说，一直以来，他最感兴趣的是人，历史中的人。《钦探》中，伴随叙事的层层深入，“每个人物的内心随之震解，灰尘蛛网碎发血痂一齐掉落”，而历史正是由无数个复杂的个体和事件交织而成的，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在深入剖析人性的基础上，历史的温度才能呈现出其另一番魅力。从背负巨大悬念的朱抗，到看似简单却极具性格张力的张绍祖，再到人设绝对出人意表的女主角粥姐，众多立体令人“看不穿”的人物，构成了这部历史小说的复杂织体，一个关于勇气、正义和责任的故事。
在周游看来，历史小说难写，不在于知识的获取，而在于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并非空泛概念，核心是对人物命运与时代关系的理解。”要强调的无非就是那句平淡而沉重的话：“人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从来都是复杂的。”
历史是关于人的故事，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每一个历史人物身上都蕴藏着时代的特征，都有值得被挖掘的历史价值。在致力于历史可能性书写的马伯庸看来，历史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之声名显赫的英雄，更具有挖掘的意义。《食南之徒》正是这样一部以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小人物故事入戏的历史小说，延续马伯庸一贯的创作风格，这一次，他从历史的褶皱中挖掘出一个西汉江西县丞的“私家史”，以此烛照一个曾经的大时代的气运。
《食南之徒》的故事灵感来自《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一段仅百余字的历史记载，大意即：江西小县丞唐蒙临时受命出使广州，吃到了一种据说来自四川的美味酱料，好奇追问之下，得知是通过内河航运从西北而来。当他回到陕西，在西安找到卖酱料的四川商人询问时，却得知这种酱是从四川卖到贵州，再由贵州穿过广西转运到广州的。一个人与一味酱料的偶遇，在历史长河中悄悄鼓动了一阵轻风，吹开了笼罩在大汉西疆与南疆版图上的迷雾，从西北到东南划出了一条新的连接线……
在马伯庸笔下，这段小吏的“美食地理”，被扩充为一篇长达23万字的历史悬疑小说。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若要把这些地图点亮，需要有勇气、有谋略以及有着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正是有唐蒙、张骞这样的人不断探索，才把‘茫然无知’变成‘显而易见’，开启了汉文化向南拓展的大潮，乃至形成今日之版图。地理认知改变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小说从美食地理出发，结合悬疑推理，最终聚焦于大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挣扎，马伯庸在保留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事迹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亲情、爱情和友情，主人公是那个历史动荡时代无数真实民众的缩影，而借此探讨的民族与国家层面的大义问题，也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与哲学意味，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对于马伯庸而言，历史小说是有趣的故事，也是真实历史的回声。
一部讲述八十年前中国足球真实历史的小说《为国争》kaiyun体育官网网页登录入口，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展现亚洲球王李惠堂和他所带领的中国足球队曾经辉煌的小说中，作家余耕塑造了真实历史人物之外的两个特别的小人物，从乞丐到球队主力的“小北”，从唯利是图到舍身成仁的“余伯庸”，在小说的结尾，二人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自我人生的救赎。而以小人物塑造和描摹见长的余耕，也在刺激的赛事、激烈的战事与悲壮的国事刻画中，完成了这部向自己体育生涯的致敬之作，并以这段虚实相间的历史叙事，向读者传递了他的“小人物观”——在历史的决胜时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青报读书：你说过，自己的写作灵感来自方方面面，新闻、网络段子、与朋友闲聊……写小说《为国争》是因为读到亚洲球王李惠堂的事迹吗？真实的故事中，最触动你动笔书写的情节是什么？
余耕：创作这部小说源于一场足球比赛，2022年，中国虎年的大年初一，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十二强的比赛中，1:3输给越南队。当时举国哗然kaiyun体育官网网页登录入口，无数中国球迷失望加添堵。当比赛到了“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了，因为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便熟知八十年前中国足球这段辉煌的历史。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缺衣少球没有比赛经费，他们不辱使命为荣誉而战，不仅在十届东亚运动会上九夺冠军，还在足球圣地欧洲打出尊严。关键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这群中国热血男人球衣换战袍，奔赴各个战场奋勇杀敌。可以说，是这群足球运动员的家国情怀，触动我创作这部作品的。
青报读书：关于那段鲜为人知的足球史，在动笔前都做了哪些更加具体的史实素材的收集？有没有进行一些实地田野考察？
余耕：虽然熟知这段历史，但仅仅是表面上的了解，真正要落实成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大量与史实相契合的细节。例如：当年的足球比赛规则、足球技战术演变、运动员的专业球鞋、比赛场地有没有草坪等等，以及去马尼拉比赛的准备工作、前往德国柏林的行程，乃至乘坐邮轮的吨位、内燃机的马力、航行天数……虎年的那个正月几乎都在查阅相关资料，案头工作翔实且具体。包括请教一些足球界的专业人士，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了解。其中青岛著名的足球裁判许宏先生，在足球规则方面给予本书非常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报读书：小说整体架构选取了四个时间点：1934年，1936年，1938年和1941年，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余耕：《为国争》最初是想做一部电影，我在大年初一这场比赛结束时，便给好友万弘杰打去电话，因为他现在已由演员转行为编剧、导演。我俩一拍即合，连续讨论了一周时间。四个时间节点是电影剧本的架构，在小说创作时，我在四个时间段里延伸了主角小北和余伯庸的故事，其他的主框架几乎没有变动。
青报读书：《为国争》涉及的角色形象，包括李惠堂，他的妻子廖月英，队友陈镇和，都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应，这是否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为什么没有选择把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来讲述？
余耕：因为当时考虑到电影制作，而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大都有后代存世。电影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一旦涉及真实人物负面演绎，没准会有侵权嫌疑。所以，我淡化了角色的设定，而以虚构的两个主角小北和余伯庸，对证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在创作过程中难免会受束缚，尤其是把最后一场虚构的比赛与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东江纵队大营救”结合，这一段确实有些耗费心血。正所谓有挑战难度的故事，才是作家不应该回避的。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过一关有一关的精彩和畅快。
青报读书：小说中的小北和余伯庸，前者草根出身、运动能力超群，后者头脑灵活、左右逢源，其实都有乱世枭雄的特质。如果换一个时空，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或许永远不可能交集。而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蝼蚁般的市井小人物，命运应时而动，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重塑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塑造角色时如何处理他们与历史时代的关系？
余耕：其实，那个时代能够接触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其家庭背景都是非富即贵的，因为足球、篮球在八十年前代表的就是时尚。中华足球队更是如此，这只国家队主要是由上海和香港的两家足球俱乐部组建而成，大部分队员就算没有留洋背景，也都受过良好的新学教育。包括余伯庸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和他的双胞胎哥哥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这部分在我新创作的小说《关山难越》中也有涉及，相当于我把两部小说里面虚构的人物做了关联。
不管从艺术性，还是从可读性考虑，我都需要小北这样一个草根人物。塑造小北，不是用来诠释足球运动，而是代表山河破碎时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足球两度拯救了小北，第一次是把他从乞丐变成运动员，第二次是把他从黑社会变成为国而战的战士。
青报读书：最早尝试历史小说的书写，是被《我是夏始之》那部小说集的编辑剔除掉的《沛县往事》吗？尝试进行真实历史架构中的小说叙事，最初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对作家而言，源于史实的创作是否更加便捷，亦更显自由？
余耕：《沛县往事》是解构历史人物的小说，我准备写一个系列。我觉得“解构”有点过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风起云涌之时的天下英雄豪杰，刘邦、萧何、周勃、曹参、夏侯婴，一个小小的沛县怎么可能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将相王侯？我想这些近似贩夫走卒的人物，只不过是正好处在沛县这个风口，他们有可能只是被历史大潮裹挟其中，仅此而已。
与历史结合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包括金庸的《鹿鼎记》、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不知道作者是否感受到创作的自由，至少会让我这个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青报读书：有人说，作家写一个题材，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共情的东西，诸如，对历史的陈述，其实就是他个人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观照与辐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余耕：在我们浩瀚的历史长河里，能够与之共情的事件和人物有很多。中国人的史观角度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多依靠忠臣、奸臣来记述历史，我觉得这种方式方法很不可靠，这也为当下的作家留下足够想象和解构的空间。
青报读书：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陈镇和向李惠堂引荐小北作为中华足球队的备选前锋。但是李惠堂不以为然，“他觉得足球是一项神圣且复杂的运动，不是江湖杂耍，要有门槛。目不识丁的乞丐怎能理解和掌握团队运动的奥妙深意。”他还讲道：“足球的外在是运动，内涵是策略、精神，不读书的人如何衔接外在和内涵？”但是，陈镇和却认为：“门槛是为普通人设置的，天才都会打破惯例，自有天才的衔接方式。”对于这两种观点，你更认同哪一种？
余耕：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对一个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更高层面的解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目睹过很多天才，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也依然能够成为各个领域开创性的人物。所以，这两种方式我都认可，不然也不会拿出来讨论。
青报读书：《为国争》是对一段特殊的体育史实的回溯和记忆，而随着历史与时间的流转，体育运动所彰显的内涵已经今非昔比。作为一名曾经的专业运动员，从自身出发，如何看待体育竞技在今天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余耕：第二次工业后，才有了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奥运会一直在回避，甚至让战争为其让路，但是政客们却始终不肯让奥林匹克精神独善其身。很多人把奥运会誉为和平年代的战争，我反对这种认知。除了拒绝附加，体育竞技还应该拒绝经济绑架。越纯粹，体育竞技才越有魅力。（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